人性最深处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深入基层”的伟大号召，巴东县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德智、招商办公室主任邓贵大与该镇办公室邓姓工作人员，微服私访中，见正在洗衣盆旁忙得精疲力尽的邓玉娇同志后，大是心痛。于是，他们本着“以人为本”，“体贴民生”的宗旨，要求为已经疲备不堪的邓玉娇同志提供“特殊的身体服务”；以减轻她刚才做苦力时的劳累，让她体会官员的平易近人和为民谋幸福的实际行动。但几个官员的父母般关怀，亲人般爱护，爱人般照顾的话和行为，遭到邓玉娇同志的严词拒绝。

  尽管世卫组织在一番脑力挣扎后，将这场由猪世界传染到人世界的传染病，由“猪流感”更换为用词更换为温和的“甲型H1N1流感”。以避免在世界范围内增加民众的恐慌和误识，也让那养猪业度过历史上最坚难的一关。事实上，这种误会已经产生，世卫要消除的只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猪流感，或对猪流感还不太了解的人的最初的印象。我想，这种手段和策略，假如当时加缪的《鼠疫》出版时会不会了也被迫改名；以便让人们有一个更容易接受的温情脉脉的名字。《鼠疫》是文学上的描写，是基于鼠疫对人类的破坏和死亡的威胁；据说几年前的非典，也是因为果子猓所致。而今由猪身上跑来的死神，在向我们扑来。一场由动物发动的疾病大战，正在全球蔓延。

  今天是5月12号，国家的一号人物带领一帮大人物，在电视机前，在全世界面前，集体悼念一年前发生在汶川的那次人类大灾难。他们的伤心，我相信是真的。在博客论坛上，也可见一些出名的，不出名的人在写文章，怀念那些不幸在汶川地震中长眠的人。他们的痛苦，我丝毫也不会怀疑。我能知道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可我的心早已麻木。那些死去的人，早就死了。那些活着的人，仍然在活着。我的表情和伤悲，于那些已经告别这个世界的人是毫无意义。所有的努力和大张旗鼓的悼念，只是为了生者。明白了这一切，我脸上的表静，和内心的淡定，也就由源可溯了。这就是我自己，如果硬要我做出痛不欲生的样子；那真是很抱歉。我办不到。

  没想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那些帝国的思想，依然阴魂不散。当初在日本政中的军方强硬派身上体现的专制力量；转移到战争结束后普通的中国人民身上。因为日本军队的入侵，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凝聚起巨大的国恨家仇。普通民众因为对日本军队的军事侵略，可能会有高涨的爱国热情——虽然这种热情是国内的反日党或抗日政府日日夜夜宣传所致。实际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国人生不如死。对于他们平凡的生命来说，没有谁会在乎。他们的饮食起居没有保障，生命朝不保夕。所以，谁来不是来；反正是被抢夺、被杀戮、被强暴。这也是日本人占领中国后，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做“内应”；也是汉奸层出不穷的最根本原因；更是无数中国人去做伪军，那是他们在慌不择路时的一种投靠。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能喂饱自己的肚子，就不得不去拿起枪上战场。现在的中国人很容易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那些在自己的国家中找不到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物质基础的中国人，在日本人来了之后，只是多了一个“选择”而已。在谴责或诅咒日本人时，我们千万别忘记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国人在没有日本人入侵之前，就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中国还没有“一统”。那时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因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让当时的中国人，确实没有更为明晰的认识。普通民众的命运，完全是无法让自己把握。所以，他们当时的忍耐或屈服，都与那个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脱离了那个环境，来评价当时的中国人，那就是“断代取义”。

 孙东东发表了“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被众多媒体冠以说老上访户有“精神病”而大炒特炒，以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孙东东，大有以一句话而成人民公敌的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还没有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样的言论属于独家观点。至于这独家观点，能占有多大的市场，或掌握多少的权威性，那并不能由发布者自己定夺。所以，假如同样的言论发生在言论自由的那些国家，可能并不会形成舆论焦点。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但在我们国家就不同了，因为孙东东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话成了权威界对上访户的鉴定。更因为上访户持久无法解决的苦难，成了社会的最大的隐患。是这样的国情，让孙东东一语成兽。仔细琢磨孙东东的那句话：“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如果理性的说，这确实是学术范围的研究。但因为社会的处理不当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这位孙东东的一句学术讨论，变成了民愤的导火线。

  西方的对应本是东方。但在西方的强势面前，东方渐渐沦陷（日本因早先师从西方从而变成世界强国，再到印度在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及取得的人类文明面前府首称臣），只剩下中方还可勉强与以美国为着的西方国家在言论中“一争高下”。在很多中国人的意识里，中方和西方的关系是对立，甚至是不可调和。这种思维是冷战时期中国政府的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留下的产物；至今阴魂不散，仍然缠绕在无数的中国人的思想里。许多政府大员和国内爱国的热血青年高呼西方国家在妖魔化中国；其实这话说得并不贴切；因为连东方的印度和日本，甚至一国之内的台湾，都在妖魔化大陆。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大陆就是中国。所以现在我应该澄清的是，西方并没有妖魔化中国。如果真是在妖魔化的，也只是妖魔化大陆；对台湾和香港，他们从来没有妖魔化过。

  中国人比较奇怪。有的地方上的人口头语就是“日妈”。在国骂中，女人成了最好的骂人工具。女人的B也成了中国人最热衷使用大侮辱别人中的形容词，他们认为把某一个人的行为形容成“装逼”，那是在世界上对他最大的打击。象“我操你妈”，“我日你妈”这样惊心动魄的骂语，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把这样的国骂当成中国的最古老的传统，我相信是没有多少人会表示反对的。

  中国人的反日情节，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这种仇恨列强的心态就被早早塑立。小的时候，我们还把这种当作强国的动机；当作落后挨打，振兴中华的夙愿。当年，我们曾经的当局中的精英人士用仇恨掀起的革命，打败了深孚众望的蒋介石。现在，我们又用仇恨建立起牢固的城堡；外面的世界被我们用友敌来划分。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中，日本是侵略中国的罪国。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虽然与中国并无多大的利益冲突。但总会有一些不敢寂寞的爱国者出来高喊反日的口号。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今的日本虽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但政治上始终是“天壤之别”。正是这种距离，产生了“消失不了的仇恨”。

  我们生活在没有战争的时代，可父母们总是会给我们忆苦思甜的回记；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一露出不满的苗头，他们立即拍着我们的脑袋，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我们是身在福在福中不知福；接着就长篇大论起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有多艰难，有多辛苦。在他们严肃而天真的讲叙中，那明明被他们当成是人生中最不如意的时期，却孕育了今天他们教育我们这些下一代的资本，那一段艰苦岁月，也成为他们向别人炫耀的一部分。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艰苦的体会，又怎么知道甜美的生活是如何地“值得珍惜”？那些在清苦的生活中熬大的父母们，用他们的溺爱，自以为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幸福的生活；然而，没有苦难陪衬过的幸福，又会是怎样的幸福呢？

 中国移动（还有中国联通）单向收费多少年；饱受责疑，却纹丝不动。现在，我们的官员明显地把中国人享受这种被“强迫剥削”当成了可以“选择的权利”。是的，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这种“强迫剥削”，也可以继续承受这种“强迫性剥削”，直到中国的关于移动通信的政策和“世界接轨”。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在这样高度民主和高度统一声音的国家里，官员们大慈大悲，让公民们可以拥有让自己犯贱的权利。简直是菩萨转世，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