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张维新不明的一件事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样的，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一样应该得到尊重。可是张维新却武断地把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事，认定为“司空见惯”，认定为“小事一桩”。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境外客商”身上，就成了“外来文化的碰撞”，就需要“特地”“登门道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属于官场性质的思想认识，这场丑剧最终以“犯错”官员思想检讨结束，而不是以不作为的官员下台开始。象张维新这样稀里糊涂的市委书记，你只能给他一顶帽子戴，那顶帽子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吃里扒外”。

 色情究竟是什么玩艺?它的界定标准又在哪里?虽然我们国家对文艺作品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查机构,也有非常详细的台文条规，但对色情的界定标准，还是众说纷纭，并不一致；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对于色情的把关，只是凭审查者主观上的认识。而审查机构的检验标准，当然是以时下的社会气氛和性意识密不可分。时代的前进，必然会影响、改进审查者的思想意识；但审查者的眼光，始终是落后于社会的文明崛起。也就是说，已经成了新社会约束的旧时代的标准，依然会被审查者当作“尚方宝剑”。如此，受到损害的，已经不仅是那些文艺作品，整个社会的革新和思想觉醒，都会受到这些审查机关的残酷的制约。

在文革中犯错，那是情势所逼。一定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把责任都推在肇事人身上。如果按批判都的态度，那些打死人的红卫兵，岂不要被绳之以法了吗？文革结束后，那些做尽坏事的官员，那些犯下罪行的选择小将，有几个受到严惩的？为什么单单要揪住余秋雨不放呢？何况他又并没有拿刀拿枪去伤人。做几篇批斗文章，在那样的文化状态中，不管是出自自己，还是政治使命，都是整个社会畸形的产物。更何况，当年做错事情的官员，今日仍然位居高位，为什么不见一个人出来喊打呢？而余秋雨没有写《文化苦旅》之前，也无文革批判。所以，余秋雨因文革事件被围攻，被群讴，是中华民族一小撮眼红妒嫉之徒，在“文人相轻”。

虽然说《花花公子》在中国将是过眼云烟的事，很短暂。但中国毕竟为性杂志开了一个口子。以后的事，并不能作太过悲观的预测。当然，要想让成人的性文化在中国登上大雅之堂，那还得靠政治上的破釜沉舟。我对奥运会并不感冒。那种精神的自淫，从来就无法让我产生共鸣。倒是美国的情色大餐《花花公子》即将登陆中国的新闻，让我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大事。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去北京一趟，但不是去看奥运会，而是去观察和购买美国的《花花公子》。能在中国的本地上买到地道的美国版《花花公子》，那意义，绝对是不同凡响。

　李敖对慰安妇的态度，也让我不耻。虽然他拍卖了自己的上百件文物、艺术品，得来的资金用于援助慰安妇去日本打官司。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义举。但生活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一些落马官员出事前，都是父母官的典范，一些富人入狱前，也是在慈善事业上鼎力相助。但他们之前的善举，不过是在社会上作秀。对于李敖来说，他当然不需要拍卖自己上百件的文物和艺术品来捐助去日本打官司的慰安妇，他还没有那么穷。但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这就是作秀的姿态。其实作秀并不重要，只要他的作秀于社会于人民有益，何乐而不为？可是，后来李敖在谈话中说他为什么如此慷慨解囊，要帮助那些去日本告状的慰安妇。他说仅仅是因为他恨日本人，所以才会去援助那些慰安妇，让他们找日本人的麻烦和日本人较量。说实话，看到他如此实话实说，我非但没有佩服他，反而有了如吞一只苍蝇一样，心里特别地难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追求自然，返璞归真就成了一些人的共同追求。他们自愿地组织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天体浴场”。但在天体营建立的初期，并不是顺顺当当的。美国的天体营的聚会和运动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和盘问。为此，他们花了很多钱，并耗掉大量的时间来和那些反对天体营的力量在法庭上打官司。60年代，嬉皮士的出现，天体营才从窘迫的困境里解脱出来。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才真正地对非商业的天体营放开束缚。因此说，欧洲天体营，它最初也是遭到强烈的反对的；这种情形，就象一些那些邯郸学步的中式天体浴场在国内的遭遇一样。

    实际上，巴厘岛上的人并不是性开放，而是他们本来就没有把性看得和我们一样：性必须要和生殖捆绑一起。来到巴厘岛上人大多都是走马观花的过客，他们看到的是美景，享受到的是人生的最美的欢愉，但对巴厘岛的风情还是比较懵懂的。巴厘岛上不仅是成人的天堂，你可以穿着很暴露的衣服，人们却习以为常，并不会表示吃惊。那些还在上学的正在接受知识启蒙的儿童，他们玩的游戏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性”。性在他们的游戏中，是最快乐最美妙的一个娱乐项目。他们这么小，就对性发生兴趣，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简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事。

 今天的中国人，总喜欢追究历史中国共两党的真相：但他们追究出来的不过是正反双方提供的历史档案。那些历史档案本来就是正反双方为了宣传或者获取民心而采取的宣传策略。事过境迁，那些曾经为了某种目的而被无止境地夸大的“真相”，便成了我们解析真相的材料。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始材料，都是不正确的追究；就当时的国共两党的宣传战略，那时候，他们数据和报道，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战”而变。花园口事件两样也是如此。就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其中已经没有什么“内幕”可言。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势如破竹的进攻，而终于铤而走险，炸开了花园口，让百万下游的中国人，挣扎在漫天的洪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