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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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轼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文中有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在《读者》的言论栏目中，我还看到茅以轼说中国人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可以“名利双收”。不知道这是读者的编辑误读了还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茅以轼的原意。

  茅以轼的用心当然是良好的；或者说他装出的用心是非常良好的。他义正辞严的指出出某些中国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不知道芧以轼是宝刀已老还是别有用心，什么时候中国有那么一帮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了？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也是芧以轼混淆视听。他们要打倒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家，或者是靠剥削和犯罪而聚敛巨额钱财的富人。没有人反对别人致富，他们反对的只是靠不正常手段和通过灰色途径在很短时间飞黄腾达的富人。而芧以轼却把中国人的仇富全都解释为“恨全天下的富人。”实际上，那些穷人恨的只是那些寡廉鲜耻，靠关系和行贿或其它罪恶的手段而“身价倍增”的富人。

  接着更可笑了，茅以轼还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说交纳苛捐杂税，我不反对；但说给不讲理的官员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并“低三下四地做人”。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简直是拿全国人异的智商来忽悠。

  企业家们对官员“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止境地攫取自己个人的最大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私欲，扰乱市场经济，用灰色手段来摆平官员，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请问那些破坏环保的企业家，他们哪一个不是对当地的官员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请问那些想要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拥有一块建筑用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哪一个不是对当地的官员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请问那些在娱乐厅，夜总会发家的富人，他们哪一个不曾对当地的官员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所以，芧以轼在这儿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企业家们巴结政府的官员，更大的原因是想从官员的手中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最后来分析一下芧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茅盾之处。首先，芧以轼的话中不肯“替富人说话”的人肯定是穷人，所以他希望我们这些穷人能为富人说话。富人是必然要替富人自己说话的，因此，不存在这个假设。而替穷人办事的人又是哪些人呢？当然也是穷人。富人已经替富人说放了，所以不存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按茅以轼的观点，穷人应该放弃谋生的念头，所以才有资格对富人说三道四；或者是放弃谋生的行业，改做慈善，去救济帮助那些穷人。这样一来，荒谬的地方又出来了。穷人本来就很穷，他自己自谋生路还来不及，又哪有时间为别的穷人脚踏实地去做实事？你见过乞丐放着讨饭碗不去乞讨，却学雷锋整天饿着肚皮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吗？芧以轼显然将养家糊口当作是为富人“鞍前马后”了。

  为穷人办事的人确实有，但因为中国不充许结社，集会；所以他们显示的都是个人的力量。而西方国家多如牛毛的民间机构，正是由于西方的政治开放，才形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申张正义的狂潮。

  细品芧以轼的妙论，发现它不过是一堆废话。按他的理论，左拉的《萌芽》中描写绝食多天的罢工的矿工，和美国早期为争取自己利益而和企业家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工人们，都成了忘恩负义的典型：因为他们都在“替富人办事”，却非但不感激涕零，不但不替富人说话，还落井下石，威胁老板，并毫不留情地罢老板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