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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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记者柴静当然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记者。她的一篇短文《我只是讨厌屈服》先是风靡互联网，后又征服了国内多家有影响力的媒体。看过《我只是讨厌屈服》一文后，我的心灵很是震憾。人与命运和不公正的法律作斗争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鼓舞着我那颗麻木的心。此文虽短，却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柴静是记者，她记录的只是生活中的现象；但通过这些有选择性的社会现象，还是能真实地流露出她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所说的谬论，就是指柴静的《我只是讨厌屈服》一文中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时代背景——也即国情。

图片来源：柴静博客

  《我只是讨厌屈服》中引用了两个事件。美国黑人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对白人的态度坚决地拒不让座和中国人郝劲松与国内垄断巨头在法庭上的针锋相对的较量，都改写了人类的文明过程。因为罗莎·帕克斯的抗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丁·路德·金在蒙哥马利市组织了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的运动，迅速地成为反种族隔离斗士，并荣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单。也因为郝劲松的寸步不让，他再坐火车里得到了作为中国人本应该得到的尊严和权利。

  美女记者柴静的用意不言自明。她借用郝劲松的谈话来说中国的国内的社会现状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个长期的温水煮青蛙也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事。在文革和文革之前，任何的自由思想和“与众不同的话”都要受到逼近生命的危险。中国的政治一向就缺少“对话的机制”。一个没有对话机制的社会，权力倾向于政府官员那一边。民众的声音从来就没有被尊重过，被公平地对待过。这样的局面是由政治特权造成的。郝劲松的努力当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中国的司法机关还没有真正地独立，那么，让别的中国人上法庭做原告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这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还有金钱，一般的中国人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更何况，真正能进入“冰山一角”的都是这些公益性官司，而且它的判决多半是在媒体的介入和民众的抗议声中完成的。

  发生在社会上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被伤害案，比如城管打人伤人砸摊、暴力拆迁、官员以权牟利或动用公权打击报复公民，有几个受害者、当事人能一帆风顺地走向法庭的？看看去北京上|访的有多少中国人你就能明白这个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了。那些背井离乡，想要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的中国人，他们宁愿去北京|上|访，也不愿意再去法院求助那些“天下为公，执法如山”的大法官们。为什么？

  美国黑人罗莎·帕克斯很幸运，因为她生活在一个可以充许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的国度。所以牧师马丁·路德·金才能在黑人抵制公交车的集体运动中大显身手。这也是另一种“对话的机制”。中国社会一向就缺少这样的“对话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政治机遇，想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34岁的郝劲松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共同的愿望。郝劲松的反抗还是温和的，守法的、用法的；事实上，比郝劲松更荒唐更悲惨的人不计其数。有的人在找不到合法的途径之后，甚至选择了自|焚。他们的勇敢和自杀，和那些死于战争的黄继光，董存瑞相比，你又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只有从他们身上，中国的文明脚步才会慢慢走近我们。每一个文明的脚印，都血淋淋地踩在了尖利的荆棘上。暴政都是因为遇到更大的暴力反抗才会退缩、让步。如果中国充许“官民之间对话的机制”，那么许多的暴力事件将消失在萌芽状态。而柴静的文章表达无疑也是在这一个层面。可惜的是中国人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中国人的奋斗和前进，必然是流着血的。正是这鲜红的血，才让那些把国家机关当暴力机器使用的人，开始退让。可是，这样的“退让”，在那些把媒体和出版物用权力垄断起来的人物眼中，却是“执政功勋”，是“民|主的表现”，而在国内和国外大肆宣扬。

链接：我只是讨厌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