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裸奔史

  下面的两篇文章，是写发生在中国六十年代的事；它们描写的都是一个侧面一个立场.两个侧面两个立场加起来，就拼成了一个时代的全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

  到今天我还记得老师教授《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时的那种感恩的语气；这样一个“感动中国”的事件，折射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关怀我们爱护我们为了救我们这些人民群众，国家会付出一切代价的决心和现实。这篇感人的文章，让我幼小的心激情澎湃；时至今日，它的影响，还是难以从我的心灵深处抹去。

  不巧的是，我又看了杜兴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一种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如果你被一直欺骗了几十年，你就会明白我现在的感受；虽然那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我完全不相干，但被人愚弄的感觉确实是很不好受。

  《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内容主要是讲叙投毒者张德才的事。因为这次投毒事件，他被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接着，他以往的历史被掘地三尺，挖了出来。什么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啦，参加过阎锡山爱乡团、供职于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还淹死过农会主席，而且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这情形颇让人想起江青，四人帮一倒，江青的家底就被“大白于天下”。

   但这样的“盖棺定论”却遭到了张德才的小时代的玩伴刘克武和他的同村人张明亮的否认。刘克武说他的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张明亮说，因为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张德才自然不能幸免。

  那么，既然没有所谓的阶级仇恨，张德才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下毒手呢？原来，因为“历史问题”被清退出革命队伍的张德才，于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因为表现好，被任命为排长。但只是由于一次贪睡，张德没有听到下午开工的哨子。接下来是无休无止的批斗，是没完不了的教育。张德才的排长自然也干不成了，他还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

  仅仅因为一次贪睡，张德才遇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些无穷无尽的麻烦又让张德才起了报复的念头。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被投毒的原因就这么简单。可是，张德才还是被当成反革命分子。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六十一个弟兄被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赶在现场拍摄。礼堂的大舞台的上方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回申娃因为提供红信——砒霜——给张德才，成了同谋，档案中对回申娃的定性是：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张德才和回申娃被枪决了。他们的死，是被冤枉的，罪名不正。本来是时代的错误，却将责任推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身上。至今，官方还没有对此公开平反。或许，以反革命罪名处决的中国人太多太多了，谁知道被冤枉的有多少呢？

  在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里，有几名的身体其实是是地主、富农家属。他们在中毒期间，曾经非常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特殊待遇。但是，“平陆事件”过后，这几个非“阶级弟兄”依然没有逃脱时代的摆弄。西牛村的赵铁成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上高帽，挂上纸牌，走村游巷。文革中，因为由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人们把他揪出来批斗。但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找个机会，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一口水井边，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