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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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某党标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屈原；这个留下“路曼曼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诗句的男人；这个因为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在国破之际愤而投江的政治家；他留给中国人的是一笔太厚的精神遗产。端午节的传继，证明了他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影响。

  这样的传统和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对国家的忠心，被拿来当作学生的教材；成了国内的爱国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篇。过度的强调历史伟人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到了最后竟然以死殉国，还被今天的我们当作学习和崇拜的模范。这是典型的法西斯式的洗脑传授。大家对许多日本兵在中国大地上的用自死来“精忠报国”的精神，一定记忆犹新——这种行为经常在媒体和电视剧中出现，在我们眼中这些日本兵是如此地顽固不化，是死抗到底邪恶到底的恶魔，但在日本人看来，那无疑是对他们国家的最至高无上的“爱国”。就象我们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样，在国破家亡后，用自杀来表示自己对这个国家最为深沉的爱。个人的牺牲，成变了国家需要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以死来挣得的爱国精神面前，国家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仿佛这是天经地义。一个国家的子民就应该爱生他养他的国家，哪怕他在这个国家被强奸被剥夺被无止境地伤害。

  国家是不需要用舌头来示爱的；对国家的爱是基于这个国家能给予你什么样的福利和生存权利。你对国家的爱，是基于你要维护这些你应该得到的福利和生存权利。所以，“爱国”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在一个制度正常的国家里；人们对国家的爱护和支持，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在这个国家里应享有的那一份权利。假如“爱国”也成了一帮人闲得睾丸都疼的人的“自我标榜”及以此为标准而辱骂及讽刺别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其实是最不能给予国内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围绕爱国之争，网民分成两帮的人，一帮为爱国派，一帮为卖国贼；其实他们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或者假借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的权利而奋斗。打个比喻，爱国派就是被强奸的女人，被强奸后，就认为反正已经被强奸了；所以一边被强奸一边还气喘吁吁，大声呻吟说“被强奸真爽”；卖国贼也是被强奸的女人，可是他们被强奸就是了，却还想反抗，并不停地在社会上散布他们被强奸的事实和自己的痛苦的呐喊。这就是他们两帮人的分岐点：目的都希望中国能变得更美好。

  当长平、葛剑雄和王千源仅仅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就被怒批为卖国贼遭到人们的群殴时，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提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你就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你不但不许随便自由地走动，连表达你的思想观点的这做为人最基本的一项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了。一个连对真话都感到恐怖的国家，你的爱，又从何而起？

  一个值得你爱的国家，绝对不会要求你会为了它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当这个国家值得让你爱时，你自然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一些专制的国家里，人民连选择爱国或不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人民的生命是堆砌成专制大厦的一砖一瓦。这就是民主还没光临时的社会乱象。在伟大的国家里，伟人和凡人的情感和思想是一样的；国家不能厚此薄彼。屈原的死，不是爱国的证明。他是死于自己的人生失意；每年自杀的中国人都有很多，如果每个人都因为生活不理想而自杀，却被帖上“爱国”的标签；那这个世界是多么地荒唐。我们不能因为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就要给他因活得太失败而自杀的行为戴上一顶“殉国”的高帽子。

  今天的世界，中国没落太久，崛起还有待时间；西方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成了中国的“师从”的最好东西。随着西方的文明进入中国，对外国的岐视从来没有消停过。屈原如果活在今天，也会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当然，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最好。可在这学习的问题上，依然有无数的爱国青年喊打喊杀，将别人的“学习文明”的思想，活生生地打上“卖国贼”的印记。再云飞在《多难兴邦与脑子坏死》中说：“思想永远卖不了国的，你没看到哪个伟大的思想家能卖国的，卖国的都是那些位高无上的独裁者。”

  当民众的辩论仍停留在“爱国”还是“卖国”阶级；鲁迅在世，也会被打成反革命派，何况，他是民国人，他本身的言行就是对当时政府的反动；换到如今，可能又会变成我们政府眼中的那“一小撮不法分子”。屈原重生，必然也会因为发表世界化的观点和立场，而被国内的爱国派打成“卖国贼”。在和平年代，有的人用条约签了卖国协定；而有的人仅仅是在思想坚持了“真知灼见”，就被诛心成“卖国贼”。反观网友对言论自由的解释，是从“有害”到“脑残”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口舌之快中，是一个国家剧烈的疼痛：民主迟迟无法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