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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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中国被神化主要归功这两点：一是他文字的登峰造极；二是他的思想的革命性。

　鲁迅在文字的成就，无人能望其项背。但在他那被今人推崇备至的思想上，却有很多硬伤。很多强词夺理被他那天花乱坠的文字掩盖。一些可笑的不伦不类的道理，经过他那妙不可言的文笔，竟然也能颠倒众生。因此，鲁迅的伟大，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字上。他的思想的匮乏和苍白硬是被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笔点缀得让很多中国人目眩神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对他五体投地。

　现在来归纳鲁迅的思想，才发觉他也是躲在象牙塔中口若悬河的一个文人。他的革命思想，是以“杀！杀！杀！！！”为基础的。属于我们今天夸夸其谈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里一类人。黑暗的政府成了鲁迅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不知道，鲁迅在觉得当时的中国是“非人的黑暗”时，是否感到清朝那“株连九族”酷刑才刚刚过去？是否感到文字狱的余威还没散尽？无论如何，鲁迅在民国的言论是有舞台的。国民党虽然对之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鲁迅的震聋发聩的声音，穿越在神州在地。但鲁迅意犹未尽。他依然学得自己很干渴，应该喝更多的血。鲁迅显然是把当时的政府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他是一个无政府者。他不分清一个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他的思想里，他似乎呼唤一个新的中国，但新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却心里没有底。

　鲁迅的这一思想，让他成为新中国的新政府的座上宾。斯人已去，但他在新中国，却成了在思想上文学上无人能及的一尊大神。鲁迅的被尊重是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恰好适合于新中国新政府的需求。鲁迅成为了一面镜子。在这面明亮亮的镜子里，人们可以很清楚了看清楚了旧社会的暴虐和残忍。但旧社会再残忍，也没有残忍到禁绝别人发表自己的声音的地步。这样的幸福，鲁迅显然没有意识到。没有比较就没有甄别。没有比较就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人当然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民国的鲁迅是生逢盛世。因为在一个人尽其言的社会，他的煌煌大作和真知灼见才能屡屡在报刊和杂志上粉墨登场。因为有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鲁迅才能在中国人面前，狰狞着大脸，向一切恶和不义宣战。

 　几十年后的我们，空有着脑袋，却不能思想出另一条出路，来完成鲁迅憧憬中的那个新中国。但我们继承了鲁迅的嬉笑怒骂，继承了鲁迅和政府不共戴天的情绪。当互联网上对政府官员一片骂声里，我真的是不寒而栗。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前鲁迅手中的那根接力棒，又在我们的手中传动着。这样的对立，是否和鲁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不好武断的说。不过，鲁迅当初反抗的并不是专制还是民国政府，鲁迅反对的只是政府的霸道和血腥，而不是建立一个人性的民主的政府。所以，当新的一帮人推翻旧政府，他们代替了旧政府工作，他们自然也会延续旧政府的角色。这一点，我想，鲁迅是绝没有料到的。因此，我相信，鲁迅当初确实是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是鲁迅的反政府情绪。我想，鲁迅应该走的是否一条改良政府的路子。可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他觉得别人都太阴暗，都面目可憎，政府都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组成的。没有人是上帝。对人的不相信和对世事的灰心绝望，让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一种极端。这种极端最后让鲁迅站在了中国文学的丰碑上，但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步鲁迅的后尘，走向了反抗政府对抗官员的老路。

　当然，拉开距离的并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官员的权力的无限扩张才让官民之间的感情一落千丈。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以民意为重的国家。在国际的压力和互联网的冲击下，以及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因为自身的没有约束而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威胁面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在突然之间完成。民主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挡不住。但这需要时间。因此，我们今天仍然象鲁迅那样怒发冲冠，象鲁迅那样不可救药的对抗政府，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鲁迅在思想上的遗憾，也应该是今天中国人找不到北的一个原因吧。

　鲁迅在也谈到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因为在日本看到给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处死了，而在电影院的中国人还嘻嘻哈哈，幸灾乐祸。他觉得中国人的精神太愚蠢。于是立志从文把国人从愚味无知中拉扯出来。这一点，鲁迅又错了。这些观客不是愚蠢。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有自己的人生观。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在今天，给俄国人做间谍的人被日本人处死，中国人也只能一笑了之。这发生在别的国家，大抵也是这样。不能用民族的情感来衡量。

　说到底，这不是国人的愚味问题，而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和自己无利益冲突的人的生与死，就象舞台上的戏剧，我们只能做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但当这个人的生死和我们的社会利益或者道德观念发生矛盾时，我们就会“神经反射”。于是，今天我们听到某官员说“哪里拆迁不死几个人呀”，我们就会怒不可遏；看到广东禁止摩托车电瓶车时，我们也会“千夫所指”。这是因为和我们的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粗暴和野蛮危及到民我们的生存权。而对“贵州县长灭门”案，网友竟众口一词的表示好。这不能不说是官员群体已经如“旧社会”一样，完成了衣钵相传。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象鲁迅那样血脉贲张，还是忍气吞声，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其实象鲁迅那样表示愤怒也未偿不可，但如果千万别学鲁迅那样，希望有一个“新的中国”来代替这个现有的“旧中国”，这也太好高骛远了。今天的官民的对立和我们的执政党的执行力与自身约束不力有很大干系。这种局面会随着自身压力的加大和外面压力的增强而逐惭得到改善。因此，我们不能再走鲁迅的路。我们需要的是改良政府，而不是反抗政府。民意的表达是无形式的，唯血腥不能包括。“文建刚全家6口人被杀案”发生后产生的政府信用危机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个畅所欲言的空间，当这个空间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时，我们就会变本加厉的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互联网上。而能接受畅所欲言的言论，也会改善和促进我们政府执行力的提高，也会纯净我们政府的队伍，也会让我们的官员在权力上受到有效的监督和严格的限制。虽然畅所欲言后，一些副面影响会伤及到很多政府官员的脸皮，但却是利大于敝。腐败的队伍很快就会不堪一击。如何新陈代谢，这绝不是中国公民的事，而是执政党的自身一大难题。早一天完成言论上的百家争鸣，早一天，民意的反叛和民心的绝望也就随之结束。

　我们需要一个对暴政横眉怒目的战士，如鲁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改良政府的旷世奇才，如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划时代的伟人，他改变了整个世界。而中国，明显的需要这样有气魄大手笔的奇人。在苏联那样的专政面前，依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说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中国，就不会有这样敢说敢做的伟人？当民意的表达成熟时，当国际的文化愈来愈一体化时，当这种对民主的认同和欢迎成为我们官和民的集体共识时，一个新概念中的政府也会顺利地诞生。

　我们再不能犯鲁迅那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