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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权案获东京法院宣判胜诉

  提起日本，就必须提到１９３７年，日本大兵在南京进行的那场持续四周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提到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提到至今仍然健在的“活证据”夏淑琴。作为在那场灭绝人性的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夏淑琴身上寄托了我们中国人太多的希望和期待。她甚至成了中国人想扭转日本试图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世纪大谎言的一个铁证据。夏淑琴的一生，命运多舛。因为南京大屠杀，她家破人亡；也因为南京大屠杀，她在晚年突然成为中国的风云人物，被举国关注。

　但搜索一下夏淑琴的相关资料，却发现太多的是她准备起诉日右翼作者侵权案开庭的信息。作为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作为家里有７口人被日本士兵屠杀的见证人，我觉得她更应该以屠杀的名义去起诉那些日本士兵及长官。但她现在仅仅认为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而在１９３７年，那些疯狂的日本兵可是杀了她七个亲人呀，她却沉默了几十年。为什么？夏淑琴放弃了这个屠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的诉求，却在名誉权上斗智斗勇，争强好胜。生命和名誉相比，夏淑琴显然选择了后者。但这是夏淑琴的自由。只是她的自由因为迟来了几十年，因此，这种自由中更有替公众“替天行道”的意味。

　关于夏淑琴一家７口人遇难的说法有几个版本，现在一起抄录下来。

　[版本１]仍然健在的南京市民夏淑琴经历了家中7口人惨遭杀害的劫难，美籍牧师马吉拍摄的电影资料也记载了夏淑琴家的遭遇：“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就立即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剥光，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土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大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同马吉一起去了现场，他对当时的情景作证说：“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 那个被刺刀刺伤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就是夏淑琴。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３页。）

　[版本２]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50页。）

   [版本3]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七十多岁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自己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家中有十七岁和十四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的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在阴道内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在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远速》，二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

   版本1和版本2都没有问题，都可以证明是夏淑琴的亲身经历。但版本3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不是夏淑琴，那情节和人物都非常相似。最后杀的都是11口人；而且其中有两个少女都被强奸后还在她们的阴道里各塞了瓶子和短棒。都有同样的目击者：一个少女。但如果是夏淑琴，那么，她为什么在版本3中是“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而版本1和版本2中的夏淑琴，却是身中三刀，经历了14天后，才侥幸生还？而且生存下来的还有一个3岁的小妹妹。在林长生的这本南京大屠杀书中，他是将版本3当成另一个案例存在的。但这版本3却是许传音博士及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法庭军事法庭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版本1中的“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剥光，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和版本3中的“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都非常相似。（注：网络上的版本3和林长生的版本3有出入。林长生的版本3中是这样一来形容：日本兵把她和两具婴儿全部杀害；但这样一来，被人数就是12口，而不是11口了，因此采用网络上的版本3。）

  我还在网络上找到了版本3的另外一些内容：“许博士还在法庭上作证说，那天这一惨剧发生后，他是同马吉牧师一起去的，他对现场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原因是，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这就和版本1的更多情节吻合了。因为许博士又说：“在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上，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六页） 而在版本1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 如此看来，这个版本3的女孩应该也是夏淑琴。

   但因为版本1和版本3中的地址有点出入。版本1中是“门东新路口 5号”而版本3中是：“南门新开路七号”。但这可以是记忆上的问题。只是值得商榷的是在版本3中，夏淑王琴是“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这是在远东法庭国际法庭上的证言，夏淑琴未能成为证人出席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样重要的证人被遗漏，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版本1中却是她身中3刀，和她那3岁的妹妹在家里躲了14天后，才被别人发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想，许伟传音和马吉两人的记忆力再不济事，也不会连七八岁的女孩身中三刀也忘记了吧？这个历史的细节在这定格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证据，却因为这些离奇的地方，而被人责疑。我无法想象一个昏死过去的七岁女孩如何和她妹妹在亲人的尸体边度过漫长的半个月的。我更无法想象夏淑琴为何在这两个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证言中却是毫发无损，而到了版本1和夏淑琴的叙述中，却成了身中三刀？这决不是记忆的问题。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许传音和马吉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了伪证；二是他们和夏淑琴都说了谎言。

   对于这个至今还健在的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女性，我并不想以菲薄的言词来形容她。从日军士兵的随军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确实是做过屠杀全家的罪行的。但我心中的疑问还是有的。2000年11月某日的北京日报是这样形容夏淑琴的：“我躲在被子里，吓得又哭又叫。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小妹妹全被日本兵残酷杀害，我听见他们杀人后哈哈大笑……”昨天，在北京保利大厦多功能厅，南京中山陵园退休工人夏淑琴老人以泪洗面，回首了63年前饱含血泪的凄惨一幕。

   1937年12月13日，家住南京城南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的夏淑琴家，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厄运。上午，一队端着刺刀、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敲开夏家的大门后，首先对着开门的夏淑琴父亲开了一枪，夏父当场身亡。随后日本兵夺过夏母怀里仅几个月大的小女儿，用刺刀捅后摔死在地，并强行扒光夏母的衣裳进行轮奸。另几个日本兵冲进里屋，欲强奸夏家16岁的大女儿和14岁的二女儿，夏淑琴的外公、外婆用身体护卫，被野蛮的日本兵射杀。日本兵遂将夏的大姐和二姐分别按在饭桌和床上奸淫后杀害。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蜷缩在被子里，吓得又哭又叫，夏因此被日本兵在左臂、右肋和背部戳了3刀，由于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妹妹也让被子捂得昏死过去。待夏苏醒过来，除了她和4岁的妹妹还活着，一家9口人有7人躺在了血泊中。母亲和大姐不仅光着身子死去，下身还分别被日本兵捅进外婆用的竹手杖和花露香水瓶子。此外，同一院子住着姓哈的回民一家4口以及在他家避难的两名外地人也全被杀死。一个院子横陈着13具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版本1和版本3中的地址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版本1中的地址是夏淑琴家的真实地址，而版本3中的地址是红十字会负责人许传音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证言中的地址。也就是说，版本3才是最原始的版本。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为证据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许传音说有11人被杀。其中一个少女因为在外面而幸存下来。我们现在的看到的都是许传音和马吉一起去这件惨案的现场，并留有拍照。 在马吉的日记中，夏淑琴是被一个老太太救下来的。而有夏淑琴的叙述中，她是被她的舅母发现的。她的舅母能有多大，会被马吉的日记写出老太太？还有的版本这样说：“夏淑琴在新路口5号惨剧发生14天后，被老人堂的老奶奶救出。”再加上许传音等人宣誓的证言中的死亡人数是“11人”，而夏淑琴却坚持说是“13人“，于是，迷雾重重，令人费解。

   我们再来看某年某月的《法制早报》的一篇报道：“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后，市民夏淑琴全家祖孙9口人中7口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三刀后，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当时，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人获悉后曾前往夏淑琴一家的住处进行调查并在现场作了摄影记录，时任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也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悲惨事实。”

  《解放军报》 2000年12月18日 的报道：“夏淑琴和妹妹进入“国际安全区”进行难民申报时，她一家9口被日军杀害7 口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的注意。他在安全区内访问了夏淑琴的舅舅等人，询问了有关情况，还和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到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家中实地查看。马吉用摄影机拍摄了这样一幅惨状：断壁残垣的废墟前，站着一位年迈的妇女，老人悲戚的眼光望着眼前的惨景，两手无助地绞在胸前，从前景到背景，是一些横七竖八的尸体，老人右边芦席上，躺着一位妇女，左边同样的芦席包裹着一具婴孩的尸体… …这张照片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收集，并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所载门东新路5号（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先生一家7口和姓哈的全家4 口被杀的详情与夏淑琴老人当年的家庭遭遇完全相同。翻开1997年7月翻译出版的《拉贝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拉贝记下的一段文字。”

   其实象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在国内的传媒中比比皆是。但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许传音和马吉根本就没有去夏淑琴家；并现场作了记录。如果有记录的话，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记录中，就应该有“夏淑琴”这个名字。但夏淑琴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事。

   但在马吉1938年1月30号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听到了最令人作呕的事情，其真实性无可置疑，因为我是直接从邻居和一名在现场的8岁小女孩那儿了解到的。日本兵来到城东南的一座房子里，房子里共13人。除了一名8岁和一名3岁的小女孩外，全部被日本兵杀死。8岁的小女孩背上和侧面被刺了三刀，但没有死掉。死者中包括76岁的老头和74岁的老太、母亲和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年龄分别为16、14和1岁。两名姑娘被强奸三次，然后日本兵以最残忍的无以言状的方式将她们杀死，那个1岁的小子也被一刀刺死。类似的案例在南京我一共听到四起。德国使馆的秘书讲述了一名妇女被高尔夫球杆插入体内，他称之为“日本技术”。我照了一个母亲同她1岁孩子死在一起的照片。那个小女孩说，房东的1岁的孩子（不是上述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头被日本鬼子劈成两半，这个8岁的孩子，受伤后爬到她母亲的尸体及她小妹妹的那个房间里过了14天，吃的是锅粑和井水。在那儿，其他的人都逃到安全区去了。14天后她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回来时救了她们。日本兵还不断地来，这两个孩子就躲在旧床单下。”（马吉日记网络版：http://www.js.chinanews.com.cn/js/mj.html）

     也就是说：马吉从来就没有到过夏淑琴家，更没有拍摄过这次灭门惨案的现场；而许传音在国际法庭上的证词，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一份伪证。在马吉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照了一个母亲同她1岁孩子死在一起的照片。那个小女孩说，房东的1岁的孩子（不是上述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都被误会成夏淑琴一家的现场照；但事实上不是。仔细地看，就会明白，这是另外一个细节，和夏淑琴无关。因此，国内有关马吉和许传音一起到过夏淑琴家的报道和宣扬，是无中生有，是空穴来风。

   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是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中，还是在许传音和马吉的描述中，“新开路7号”的灭门惨案都是作无名氏家庭来处理的；只是在几十年后，夏淑琴才作为当时灭门屠杀的幸存者而站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