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裸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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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如果连公民的合法的私人财产都不能保护；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被称之为文明的国家，更不能让国民对它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一个让公民没有一丁点归属感的国家，会有大量富裕起来的国民想方设法，移民到另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作为人类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国家；那些境外商人，也会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太私人化具有的政治走向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产生“捞一把就走”的思想。同样，就是那些贪官污吏，也是胆战心惊，总想有一天逃到国外，以防止自己的罪恶被发现，被自己国家的执法机关“收笼”。一个不能用公平和平等作为凝聚力的国家，一个不能让更多公民享有最广泛的社会福利资源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有堕入高度危险的社会的可能。政府用粗暴的行政行为干涉和损害公民的合法的财产，这必然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情绪。暴力执政的结果，只能让走投无路的人铤而走险，这些人因为对生存失去了信心，甚至会走上和暴力执法者同归于尽的道路。崔英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社会良民，一个退伍军人，就是因为城管的无法无天，而被逼杀人,可悲地沦为一名犯罪分子。

  这些年来，中国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完成了自己的经济改革。但官权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已经成了严重阻碍中国人享受经济成果的拦路虎。很多的经济成就，被官员的权力打劫；在这种打劫中，一些本属于国家的财产轻而易举地变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绩，为了让他们在取得一定政绩下可以继续保持掠夺和享有公权带来的巨富，他们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他们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地盘，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而城市居民的意见被置之不理。他们大兴土木，他们一掷千金，而他们折腾出来的成果，那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考察,以便自己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因此，重庆“钉子户”的遭遇，不仅仅是重庆官员的蛮横，不仅仅是他们官权思想在作崇；虽然这些官员的大脑中装的还是大清王朝时的官吏思想。更重要的是，整个的社会规则游戏就是如此。他们为了占有自己的私利，也为了取得上司的青睐，根本不会把普通公民的权利放在眼里。在这些官员看来，公民的正当权利的丧失，正可以成为他们在经营城市时的“鬼斧神工”的本领，正可以大出政绩。

  从“钉子户”一词中就可以看出政府的强势；媒体在政府的勾结下，用鄙视的语气来表示和政府同流合污。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不是空前绝后的；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次的拆迁事件以何种方式结束；但钉子户的户主杨某的强硬就如当年董存瑞手托烽药包在敌人碉堡前的慷慨就义一样。不同的是当年的董存瑞是为了全天下的穷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今天，我们国家的穷人仍然要用这种极端的牺牲生命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财产。政府的强暴正在显示出它的巨大的危害性；还会有更多的人将在政府的粗暴行政中前仆后继。他们争取的虽然是他们的个人的私有财产，但他们更是在争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他们不仅仅是在捍卫自己的做人的自由，更是在庄严地捍卫全体中国人的光明的未来。

  一个城市要发展，但它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公民的自由为代价。可惜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各种各样限制公民自由的土政策。从禁摩禁电到不许小摊小贩生存，从限制乞讨到强制拆除迁，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出现的罪恶，却光明正大地发生在中国,并且始作佣者还是被称作是中国人公仆的“为人民服务者”。当我们把公民的自由踩在脚下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威严，还有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的公民的信任，让他们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在这种危机感中，一些人选择了沉默，一些人选择了逃离，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反抗。许多年后，当我们望着城市的摩天大楼时，是否会想到，这雄伟和漂亮的水泥建筑的背后，是很多人的辛酸的泪水和失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