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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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穿衣是出于抵御寒冷的需要；现在西装革履，则是文明的必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是当时人们所奉行的；公然或私下违反，常常被当作异类，身受种种强加或自认的痛楚。大部分人以大众的口味和生存标准为目标；以达到或超越这目标为自豪——现在已发展成这种自豪成了必须的公开表演。于是就有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中国人的典型的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状态不独中国人有，但在中国的国情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以致到了人尽皆知，仍然会把一些不可能，假大空的东西，滔滔不绝地当众倒出。中国官员的面子甚至是中国最庞大的那个组织的面子，成了中国人在社会中表现出人格分裂最公开最明显的症状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社会状态，中国人的文化中被渗入了心口不一，道德（哪怕是自己从来也不去遵守的）至上的可怕的毒素。

  有时候，我也在想，孔子有多大的能耐，当年绞尽脑汁连自己的当局也搞不定；虽然他的理想和治国方案多还是以“维稳”为出发点；他的安居乐业也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要求民意“服从大局”。但自历代的统治者的加工，官员的推崇，文人的顶礼膜拜——到最后竟变态到只许仰视不可超越的二千年的超级大杯具。这两千年，西方的人文思想，日新月异，并带动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官式的文人们却挥刀自宫，把孔子的思想当作天下最伟大的，任何的变动，都会被当作异端邪说而被严阵以待。从文化上思想上影响到中国人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这一切，只是便于中国的君王奴役——只有听从而不敢思考的民族，才是专制的最大的用武之地。看看今天孔子思想仍然“独尊天下”；便可想而知，实际上，孔子是无辜的；他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他也有自己的发言权。是专权者和一帮为当局舔屁眼的文氓们，把他捧成了神。而这神，只是文人神化权力的工具，是君王统治愚民的道具。

  中国人的人格分裂，还可能来自另一个原因：内心还是有所盼望的；但是生活在一个被统一的国度里。那些异音的坟墓，便是自己鲜活的心。无法交流，只能造成一个个僵尸般的人生。这种交流被隔断，不仅仅是来文化上的思想压力，更多的阻力和恐怖甚至血腥，是出于官方的无情镇压。历代的文字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自己的大脑中想想还可以，但真要变成黑字白字，便是“诛灭九族”般有例可循的恐惧了。明白了个人的力量的渺小，也就只能在现实的高压中，妥协，并忍气吞声。表面上高呼万岁，骨子里可能是“我操你祖宗十八代”。而听到民众的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臣服。君王是很开心的，他们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想，民众那拜服的脑子里究意想的是什么呢？事实也许是：君王的脑子中只有权力；在权力高于一切的思想状态中，他们最希望的是民众除了死心塌地地听从君王们的话，其它的什么也别想。在这样的思想钳制中，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重大的科技文明，也便是情有可愿。便可怜地有了四大发明，非要被意淫成是某某发明是先传到西方；仿佛没有中国人，西方人自己到今天仍然不会用火炮一样。但当时西方思想异彩纷呈，各派林立；而中国人却只有听官方指挥的士大夫。不难比较出，中国的人的智慧其实是丧失在权力至上的专权“政府”身上。

  那时候，中国的统治者把中国当作一个流油的地方，用一个很大很大的罐子，把它封闭起来，以便肆无忌惮地独享这油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罐子上凿出了好几个洞。在经济、交通上有很大限度上的自由交换；但在文化和思想上，仍然是堵得压压实实。但是罐子既已经破了洞，情势就愈发不可收拾——未来它只有一条路可走：罐破砖亡。

  所以，我们被道德，被爱国，被集体，被大局，被牺牲，被自由，都是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的一种“委屈求全”。这也是我们人格分裂的不可忽略的环境因素。小时候，我们被灌进太多太多的“教育”，长大后，当发现这教育是一种强势的“政治宣传”；种种美好变得如万丈深渊般地堕落——有话欲说，却只能随大流，说一些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麻烦的话。日积月累，人心日渐麻木；最后只能变成当面一套，内心一套的双重人格。这是中国的炼狱——从文化到权力上的不能跨越。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因此总是慢人千步——谁之罪呢？